事大党的形成：事大主义和壬午兵变

　　“事大”的传统在朝鲜早就存在，而且是由中国传入的，但这时候的“事大”是朝鲜半岛的一种对华政策，并不存在党派之争。壬午兵变之后，事大党才开始形成，而在此之前，朝鲜开化党逐渐形成，这两个党派刚好形成了对照。

　　朝鲜半岛政权长期以来有对中国“事大”的传统，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即向中国明朝称臣，成为明王朝的藩属国，此后一直保持宗藩关系，事大主义也是朝鲜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1636年丙子胡乱以后，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对清采取事大政策，19世纪以后朝鲜更是心甘情愿地做清朝的藩属，因此并不存在“事大党”或“亲清派”这一说法，即便是1876年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打开国门以后也是如此。这从一件事例中即可看出，1880年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当时名为金宏集）从日本带来了中国人黄遵宪写的小册子《朝鲜策略》，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但是习惯“事大”的朝鲜人对于“亲中国”这一说法感到很奇怪，以致朝廷大臣发出了“二百年来我国事大之诚，未尝一分或懈，上国亦待之以内服，至今曲（加）庇覆，更有何别般效（敦）亲者乎？”的疑惑。1882年在野儒生白乐宽也上疏反驳道：“中国我已服事三百年，别无加亲之道。”由此可见直到1880年代，在当时环境下的朝鲜可谓是“集体事大”，不存在某一党一派“事大”或“亲华”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在朝鲜开港后就悄然发生变化，外国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渗透，使许多朝鲜人抛弃事大主义，开始出现了脱离中国的想法，“开化党”就是其代表。于是亲清和亲日两种势力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在朝鲜王朝出现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的壬午兵变是形成“事大党”的关键因素。这场由兴宣大院君从闵妃手中夺权的政变引发了中国和日本的同时干涉，也是清朝全面插手和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开端。中日两国因为壬午兵变而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对立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因此在壬午兵变后，作为与亲日的开化党对立的“事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壬午兵变平息后不久，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同时派出了两个使节团分别出使中国和日本，一路是以赵宁夏为首的谢恩兼陈奏使，包括金弘集、鱼允中等人员，前赴中国；一路是以朴泳孝为首的谢罪兼修信使，包括金玉均、徐光范等人员，出使日本。两者在各国的活动也相反，表现出亲华和亲日两种极端：赵宁夏使团与清政府缔结《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使清朝强化了对朝宗主权；朴泳孝使团则在日本朝野广泛活动，竭力呼吁朝鲜独立。至此，朝鲜政府中“事大”与“亲日”两派发生明显的分化，许多史学家将此事件看做稳健开化派与急进开化派的分化，其实也是“事大党”形成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