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真相：用于建立清华大学？

　　美国既有此议案，赞成退还的美国人士和中国人士自然努力说服美国政府。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人士分别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这其中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最为热心拜访顾维钧、黎元洪等，谈及如果赔款即还，应拨付一部分开办公共图书馆。韦女士曾去华盛顿遇到上海米勒顿评论报编辑John B Powell,请教其如何进行庚子赔款余款退还作为建设公共图书馆之用。John B Powell给韦女士一本国会纪要，建议其拜访每一个人。韦女士在美六个月间，拜访了八十二位参议员，四百二十位众议员。韦女士为中国教育不辞辛劳的奔走终于有了效果。通过众位美国及中国教育人士的努力，1924年5月21日，两院联席会议通过继续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决定。1924年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致我国驻美公使函(译文)如下：兹谨检奉1924年5月21日国会通过之议案一份，此案授权大总统退还1917年10月1日起应付之庚子赔款于中国，由大总统认为适当之时期与情形中，依国会在该案并言内所表示之意旨，发展中国之教育文化事业。”(图一为当年报纸的社论其中的罗斯福为1908年第一次退还庚子赔款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翻译的电报)。对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目的当年报纸的评点可谓一针见血：“美国籍退还之名，其实用以鼓吹亲美热度使华人美化为目的之教义。”

　　1924年9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北京政府派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廉、黄炎培、顾维钧、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华籍)杜威、贝克、贝诺德、顾林(美籍)十五人组成董事会，制定章程共十条。简单的说一下章程。

　　章程第二条设立之目的：

　　甲：接受根据1924年6月24日美国国务总理致中国驻美公使照会所退还之款项。

　　乙：酌量存储该款于一银行或数银行，并得酌用其他生利之方法。

　　丙：酌量保留该款之一部分作为基金，以其收入充本会的事业之用。

　　丁：使用该款用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

　　戊：接受其他用于教育文化之款项，本会在原赠与条件内，对于此等款项有支配之全权，与原退还款项相同。

　　章程第三条规定，该会董事会实物人，中国籍十人，美国籍五人，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闭幕期间执行职务。并设有财政委员会，掌握基金及代管款项之存放及投资。

　　该基金存放于美花旗银行。1925年8月11日税务处致安格联第965号令：“美国公使收到该项支票时，即在支票上缮写交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收领字样送交。该董事会收到该项支票，即行缮给收据一张。”(限于篇幅未载全文)在世界会计界占有极其高地位的杨汝梅先生在1931年12月7日给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出过，《关于整理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用途意见书》其中就说道：“庚款源于关税，前因担保赔款信用，将此项巨款存放外国银行，致我国金融界常受人之操作压迫，全国商民均判政府之能早变更办法，以解除其束缚。今因协定赔款退还，而该款仍存放于外国银行，实使全国商民失望。嗣后应随时设法，使此项赔款余额收支，能全数移归中国金融界经营，以期调剂金融活动市面。”杨汝梅先生的想法是好的，但限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金融不在己手不可能实现!管微窥豹旧中国的实际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从1926年——1948年，共举行年会十九次。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孙科赵元任等都曾经成为董事会成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自从成立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消散，主要做了如下的工作。

　　1、代管清华大学基金。

　　1929年初原清华大学基金会向该会移交的基金的总数按账面价值为银元6，177，621.61元，该会总价值5，899，735.05元。以后美国庚子“退款”，除拨付清华经费与留美费用外，余额也都储作基金，截至到1936年底，清华基金本息总数已达1600余万元。(《清华大学校史稿》)。

　　北洋军阀时期，北洋政府曾经以各种理由企图挪用清华基金，但都被清华基金拒绝。1932年，国民党政府曾经停付庚子赔款一年，相应的“退款”也随之停止。但海关税不在期内，民国海关档案记载了1932年仍赔付美国1919967.11美金。1932年12月16日财政部致梅乐和公字第4631号训令：“查美国庚子赔款今年三月起缓付一年，曾由外交部照会美使，俟一九四五年庚款全额付清后，于一九四六年补付……”

　　抗战开始后由于东南沿海被日军占领，海关收入大部分为日军占领下的敌伪政府所扣留，所以国民党政府自1940年起将庚子赔款的债务(为关税担保的)大部停付(日本部分的庚子赔款一直赔付到1939年)。清华的经费只能以过去的基金所得利息和财政部的拨款加以维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冻结各国资金，“庚款”利息部分也停止拨付，清华只能靠借贷维持。当时的清华大学基金分两部分储存，一部分储存在国内银行，一小部分储存在美国银行，用以支付留学生的及清华大学聘请美国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图书等。到七七事变国内的存款大概是在美数额的两三倍。抗战期间庚款大部是停付的，在国内的那部分由于不断的通货膨胀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所剩无几。而战前在美国的那部分虽然数额不大但由于董事会成员善于经营，本息连年积累到抗战结束时已经极为可观。到全国解放时，基金积累日剧巨。关于在基金的使用手续，有关章程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的校长共同签署，且需提出相当计划，董事会方可拨款。

　　国民党政府摆败逃台湾后，曾经想掠夺这部分款项。关键时刻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抵美。他曾经对人说，解放前夕出走美国就是为了保护好这笔巨款。1954年梅先生的几个军界的同学曾经对梅谈及过这笔基金，想将这笔钱据为台湾当局所有，国民党政府刚刚赴台经济也十分紧张。这给梅贻琦先生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

　　从1950年起，梅贻琦先生在美国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驻美机构——华美协进社的常务董事，继续经营此款。1951年他组织台湾清华大学在美学人研究，并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学术刊物。还曾经利用友人回大陆带信给清华大学，愿意用清华基金资助图书、仪器，限于当时的形式而且友人将原信遗失，此事没成。但解放初清华大学曾经陆续收到美国寄来的来源不明的学术期刊。1955年，梅贻琦先生由美抵台，开始用清华大学基金筹办“清华原子能研究所”今天台湾新竹清华大学。
本文标题：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真相：用于建立清华大学？ - 历史解密
本文地址：www.lishi5.com/news/17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