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民国：民国时期议员们给自己定出5万之高月薪

　　从标题看来，在民国时期议员们给自己定出月薪5万也是令人有些咂舌，这是什么概念？你要知道在现代，北上广一带月薪5万算是高收入，何况当时是战乱纷争的民国。要说起民国时期议员的薪水有多少，据小编了解到那是相当的高啊，在第一届国会，议员们不顾舆论痛骂，给自己定出了5万之高的月薪。

　　1913年7月，因宋教仁之死，孙中山在南方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吊诡的是，孙身为国民党领袖，却号召不了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据时人统计，国会之中，选择南下的国民党参议员仅30余人，众议员则不足40人——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当时在参议院拥有123个席位(共274席)，在众议院拥有269个席位(共596席)，占绝对优势。换句话说，只有不足18%的国民党国会议员，选择南下追随孙中山。

　　为什么孙中山如此“不得人心”?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二次革命”本身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脱离了民主、法治的范畴，属于武力作乱，所以不但全社会反对孙，连国民党内部也不再支持他。不过，这种说法很可疑。最真实的原因，或许藏在议员们的薪金之中。

　　民国第一届国会，共选出议员862人。自1913年5月起，至同年9月10日，经过四个月漫长的会议讨论，参众两院终以多数选票通过，定出了自己的薪金标准：议员年薪(“岁费”)5000元;议长另有年交际费5000元，副议长年交际费3000元。

　　这个薪金水平，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与当时的物价略作对比：1911年-1920年间，北京的大米约为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1.1角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分钱。到1920年代，物价略涨，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月租金约为20元左右;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所请女佣，全包食宿外工资只需3元。若以猪肉购买力为换算标准，则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放到今天应在月薪5万元人民币以上，接近6万。

　　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样高的薪俸，也就难怪当年民间舆论对国会议员骂声载道。《大公报》骂他们“不要脸而但要钱”、“堂堂国会议员竟无一个非卖品”，《申报》也骂“所谓议员者良心丧尽矣!”可以说，参众两院花了整整四个月来“开会表决”自己的薪俸标准;媒体也就整整骂了四个月。即便如此，议员们最终还是坚决不作退让。不但不退让，还一度在骂声中又增入了出席费和交际费的名目，出席费虽因舆论汹汹而最终取消，但正、副议长的交际费却保留了下来。大多数议员如此在乎自己的高薪俸，自然不可能追随孙中山去干亏本的“二次革命”。

　　议员们为什么不要脸，不怕骂?简略说来，至少有三大原因

     第一，许多议员对“民意代表”的身份认知甚浅，仍有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处处以“最高机关”成员自居，在薪俸上处处与高级行政文官攀比。主张将年俸提升至6000元的议员汤漪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吾议员受国民之委托，责任如何之重大，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且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至少二百余元，我议员在最高机关，何能大相悬殊。”针对舆论指出的国家财政困难的现实，议员解树强的回应是：“财政困难乃一时之影响，万无终困之理。”媒体报道时，则在“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一句后面，用括号愤怒点评：“放屁!”。

     第二，不少议员在竞选时采取贿赂手段，自然也会希望用高薪俸来“补偿”前期投入。第三，据张朋园统计，第一届国会议员当选时，平均年龄为36.45岁。其中30-39岁者人数最多，在参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71.49%，在众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58.55%。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无疑正处于最需要钱的年龄段。

　　不过，议员们终究是白挨了舆论四个月的痛骂。9月份工资标准出台，11月份，议会即被袁世凯非法解散了(每人400元遣散费)。换句话说，议员们至多仅在10月份领了一次标准工资——9月份(包括9月份)之前，议员们每月按时领到的，是袁世凯临时发放的“月费银”300元。孙中山7月份发起“二次革命”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正拿着袁世凯的300元“月费银”，以多数票热烈通过了议员年俸6000元的提案，并将其交付给众议院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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