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后来为何不愿恢复中共党籍？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而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

　　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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