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被拍卖信件暗藏什么玄机？如何解读该信件

　　贝特兰在1937年9月底进入延安，对毛泽东做了访谈。期间，毛泽东曾向贝特兰询问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贝特兰回答：伦敦工人群众召开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国的决议。这番交流，正是毛泽东给当时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信的原因。

　　与斯诺的访问相似，贝特兰记录的每一句话，都需重新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谈话的英文版发表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中文版则用于国内宣传。效仿斯诺，贝特兰也在英、美两国出版了一部关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著作《华北前线》。但总体而言，贝特兰的延安之行影响有限，没有能够再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奇迹。原因之一，在于贝特兰的身后，不像斯诺那般，有大出版商作为推手——自1933年起，斯诺的美国出版商就一直在催促他写一部关于红色中国的畅销书;其1936年的陕北之行，得到了出版商的金钱资助;《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也是出版商所定。

　　毛泽东这封信函，只代表延安短期的英美政策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前，所提交的问题清单中，曾问及中共如何定位与美英苏三国的关系。政治局常委会所拟定的答复是：愿意与美国订立太平洋反日战线;对英国以往的亲日行为不满，但认为近期政策有所转变，是好的;中国独立后，不会受苏联统制，但会结成兄弟联盟。

　　不过，上述定位没有维系太久。1939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宣称：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和希特勒德国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同年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共产国际将德国和英法之间的战争界定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也发布指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与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此一时期，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被延安视作了“国际反动力量的中心”。

　　1940年10月，延安一度对英美记者关闭了大门，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并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阻止国民政府加入英美同盟，否则将出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中国将“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到12月，皖南事变结束，英美并没有在事变处理中表现出预料中的“反动”，政策遂又有所松动，延安再次对英美记者敞开了大门。新指示认为，对英美记者仍应“当做情报人员看待”，但也应该“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对前来接洽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

　　简言之，抗战期间，延安的英美政策一直起伏不定。毛泽东致英国工党领袖的这封信，仅足以反映1937年末的短暂情形，不宜做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