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何要借少数民族贵族扰乱边疆

　　其二，整饬吏治，注重民心，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张格尔叛乱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否认它是在外国殖民势力支持下发生的，甚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殖民势力的扶助。但是这并非是这场叛乱发生、持续的惟一原因。新疆远离清廷统治中心，居民且多为少数民族，“回户赖其休息，仰朝使如天人”。这种环境使得清廷在新疆的统治无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往往产生官绅勾结的现象。在《西域闻见录》中曾记载：“喀什噶尔岁敛普尔钱八九千缗，叶尔羌岁敛普尔钱万余缗，和田岁敛普尔钱四五千缗，又土产、毡裘、金玉、缎布赋外之赋，索需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新疆各级官员搜刮百姓的程度，百姓深受其苦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境地。官员的淫虐和索取无度引起了回民的愤恨，反清呼声越来越高，而张格尔恰巧利用了这一时机，宣传自己施仁政从而骗取民心，为其叛乱做好了准备。一面是清廷官员无情的剥削，另一面是和卓贵族“热情”的允诺,煽动之下，民众的心便倒向了和卓贵族一边。因此张格尔所率的叛军在南疆时，“内地回户多为其耳目，官兵往捕辄遁”，给清军讨伐叛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致在平定叛乱时不得不实行安抚政策。面对张格尔叛军的暴虐统治，清朝的安抚政策逐渐起到了作用，各布鲁特前来投诚。这才使得叛军的实力大大削弱，为彻底平定叛乱创造了条件。

　　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存在同一民族跨国而居的现象。清朝初期，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统治者吸取历代的经验，制定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对于快速建立起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保持边疆的基本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张格尔叛乱平定后，清朝又采取了一些安抚民心的举措。那彦成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先收抚了原来逃亡、服从浩罕的布鲁特以削弱浩罕的势力;又与位于浩罕西南、一向与浩罕为仇的达尔瓦斯部布鲁特取得联系，形成对浩罕的两面夹攻之势。各布鲁特回归清朝之后，“那彦成又将卡外实在出力的布鲁特18部43头人，分别劳绩资格酌定自二品至五品顶翎。”对他们予以奖赏。这些措施在短时间内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道光帝的反对，这些措施没有完全地实行下去。道光九年，统治者以“国家无此政体”为由将此措施完全推翻。

　　其三，调整与邻国的关系，严防西方殖民势力。随着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清朝与浩罕的关系日渐好转。在经历了几年的战争后，两国于道光十年(1831年)达成和解。浩罕依仗自己在中亚的军事实力，提出“于通商外，要求免税，并给还前所抄没财产，较前次所求反奢。”面对这些条件道光帝下谕“许该夷仍旧通商，其茶叶、大黄俱在所不禁，并免其货税。”1832年又准许浩罕在南八城设收税官管理贸易及这些地方的行政、警务事宜。“浩罕大喜过望，遣使来，抱经盟誓，通商纳贡。”至此两国间的关系暂时趋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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