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少将张学良解释为何逼蒋抗日

　　5月5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接着又转向西征。这时，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向北推进。中共中央决定西迁保安，将瓦窑堡让给东北军。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就在张学良收到周恩来的以上来信两个多月后，他致周恩来的亲笔函：

　　此信由刘鼎返回苏区参加7月5日召开的安塞会议时面交周恩来。安塞会议的议题是商讨对东北军的工作，顺应“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推动张学良“另立局面”，建立“联共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把东北军和红军“合在一起”。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十分重视，都从中央所在地保安赶来安塞出席。

　　张学良在信中表明了东北军方面的意向，对双方拟议中的“西北大举”，提出要“6个月功夫”，一方面是“须准备整理”即整顿东北军，需要一定时日，另一方面是了解到两广和南京等“外间情况”，“大举”条件尚不具备，但他也再次言明自己的决心，“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实证，而且时间恰在“6个月”之内。

　　至于“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则是指交界地区双方驻军之间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东北军与红军之间大体上能够遵照秘密的口头协议，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但为搪塞蒋介石“剿共”命令，双方有时要打假仗、放空枪，但遇有通报不及，不悉内情的下层官兵及少数坚决反共者，就要与红军接火，张学良特意申明“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

　　在这封张学良亲笔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称谓，不仅将直接交往的周恩来、刘鼎称之为“同志”，而且“代问候诸同志”即中共所有领导，还在信末注明“尔后用‘李毅’”，为自己确定了化名。从此函的称谓足以可见，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关系”，稍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的一封联名信就称“李毅”为“同志”，而且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双方往来电函都时有“同志”互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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