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国藩的湘军主要由土匪组成？

　　不同于政府募勇的又一特别之处是，曾国藩制定了“兵由将招”的招募制度。为曾国藩当幕僚达20年之久的王定安在《湘军记》一书中有记述：“帅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下之，帅不为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帅欲易统领，则并其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也就是说，湘军的招募不是统一征招，而是大将选小将，小将选士兵，就像发展线人一样组建军队，线在人在，线断人去。故王闿运说湘军：“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既然如此，哨官肯定挑选跟自己“有关系”之人，如同乡、亲人、师友等。同样地，营官、统领、大帅也大多如法炮制。

　　此做法恐怕是当时的时势使然：其一，曾国藩的“募兵制”吸取了清廷绿营的教训，而多有创新。清代绿营是世袭兵制，父子相承，当兵为业，一般不向外招募。到咸丰时，绿营已非常腐败：“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且往往私斗甚勇，而公战则怯，所征调则东省一百，西省五十，几同乌合。将与将不合，卒与卒不识。”(《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曾国藩创立“兵由将招”制度正好可以克服绿营的毛病。

　　其二，朝廷派曾国藩这些士人来“帮办团练”，实质上就是政府承认士人有权建立私人武装组织，帮助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为了适应组建私人武装的要求，就必须军队层层私有，如此才能形成从将领到营哨的层层激励，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作为将来晋阶的筹码。要是“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各级将领招募丁勇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了。对丁勇来说，他们也欢迎这种基于私人情谊的组织形式，因为招募的多半是有地缘、亲缘等关系的人，彼此知根知底，至少看在熟人关系上，不会随便亏待自己。

　　再有，这种私有化的组织形式类似搞“承包”，只要团队能攻城拔寨打胜仗，朝廷提拔他们的将领，奖赏他们的团队，丁勇们也能水涨船高，得到好处，说不准还能捞到一官半职。要是“兵为国有”，搞大充公，在军营中举目无“亲”，不光自己出头的日子难盼，受到非人的对待也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便于组织控制，曾国藩还规定所招各丁勇，必须“取具保结”，将丁勇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所招一营，一般均为同一县之人。这就在“私人情谊”原则外，增加了一个“地域原则”，更加剧了湘军的宗法关系和私有化程度，以至于湘军各部成为了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维系着的武装集团。曾国藩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创新，曾说：“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这并不是自吹自擂，王闿运在论及湘军的优点时也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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