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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反击结束刘亚洲的一封信震动中南海

2020-11-04 23:05:03 来源:盘龙历史网

核心提示:当时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

对越反击结束刘亚洲的一封信震动中南海

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着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

20世纪80年代就以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着称的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其触角敏锐,思想前卫,观察视角独特,近20年在军中的各种报告和建议得到了中国军方高层的认可,在中国高层和军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因而,美军不得不对中国悄悄变化的军事战略意图保持高度警觉。美国军方从已掌握的资料和对中国高层战略调整的趋势评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对解放军战略调整有一定的影响,一旦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占据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会发生改变,可能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美国军方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将领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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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有“高层文胆”、“军中才子”、“中国杜黑(意大利着名军事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倡导者)”之称,美军战略安全委员会评估报告曾评价刘亚洲“是中国将领中少壮派力量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军方高层的战略思想家和理论笔杆子”。

“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刘亚洲如此说。

“笔杆子”独树一帜

在和平年代,身为军人的刘亚洲横空出世,靠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他虽官居高位,却厌恶文山会海,不喜迎来送往,平生最好两件事:深入部队和研究军事战略。

刘亚洲以“第五次中东战争”为素材,写下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他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甚至引发了一场风波。刘亚洲所写的一系列以国际军事斗争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如《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等,都以全球新军事变革为背景,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视窗,大都成为了军事院校的教材。

当年他在成都空军和北京空军任职的时候,下基层演讲或在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培训中讲课,常常论古谈今,一说就几个小时。有关人士评价说,刘亚洲治学着述严谨,记忆力超强,大段的中外名着能背诵如流。他的英语水平可以拿起外文报刊直接阅读。

“红色后代”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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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是个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曾官至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战功卓着。刘亚洲自小随父母辗转浙江、山西、陕西等地。

刘建德后来把刘亚洲送往他的老部队63师187团“英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后全连仅剩6 人。刘建德曾任营教导员,对该连极有感情。1968年,16岁的刘亚洲经兰州军区特批入伍,不久转干。从此,刘亚洲开始了军旅生涯。

作为“红色后代”,刘亚洲对父辈极具感情。2000年12月13日,刘建德病逝,刘亚洲如五雷轰顶,在接连7篇的《丧父日记》中不停地剖析、自责,记述了那段异常悲痛的心情。

刘亚洲将父亲比作高山,而将自己比作尘土。称父母有泡澡的习惯,但他们为节约,从来是两人共享一盆水,“妈妈先泡,不打肥皂,而后爸爸再泡。”

传统文化的基因牢牢在刘亚洲的身上打下烙印。北空机关一位人士称,刘亚洲从1993年到北空任政治部副主任以来,从没有以个人的名义用公款请过一次客,没有报销过一张餐饮发票。他常用“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这句话告诫身边的人,他的坚持到了一个固执的程度:甚至连空军司令员、政委到成都空军检查工作,他都不宴请。

不同凡响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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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的爱人李小林是李先念的女儿,曾在武汉大学外语系读书,是该系的高才生,喜欢文学。因为父辈的渊源,刘亚洲和李小林早已相识。刘亚洲当时正好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与李小林在武大校园里重逢,共同的爱好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刘亚洲后来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当战士,我就能把小妹(指李小林)的一切几乎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在武汉大学遇见她时,我已明白,这桩天定的婚姻是躲不掉的了。记得是1974年的一个深夜,我被爱情折磨着,一个人在宿舍的平台上徘徊。忽然我预感到小妹就在附近,就在那簇黑黝黝的树丛里,于是我就走了过去。里面果然有个人,但模糊一团。我连半点也没有犹豫就把那个人拉过来。咦,果然是小妹!”

一年之后,长篇小说《陈胜》出版,他用稿酬买了一辆自行车,凤凰牌的,连书送给了小林。

可是,几天之后,小林送给他的“祝愿”却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安:“自行车不错,很好骑。可书不能读10页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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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林与刘亚洲不像大多数夫妻那样夫唱妇随,“他喜欢写作我喜欢旅游;他喜欢吃面,我喜欢吃米;他喜欢大山,我喜欢大海。很多东西不一样。”李小林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儿子说她自私,为别人付出很难。李小林对此却不以为然:“中国女性太善于忍让。我跟我丈夫说,我让可以,但我不幸福,我不让,就很幸福,你看我怎么选择?我丈夫就说,你觉得怎么幸福,就怎么选择吧。”

“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上世纪80年代仗打完后,很多部队却在前线驻地乡镇卖起了胶鞋、汽油、棉被、衣服甚至勋章,做起了生意,时间长达半年。当时随总政采访团下去的刘亚洲见此,在半路给当时的军方领导人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谏言:“前线部队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要出大毛病。”刘亚洲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营级军官,他的信震动中南海。杨尚昆批示:“前线部队,停卖军用品,尽早撤回原驻地。”

有人把刘亚洲的一些观点归纳为“军人战争选择论”,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更有人读了刘亚洲战略文集中的《大国策》,立马“嗅出”刘亚洲有“亲美”倾向。刘亚洲回应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列了一个我国党政军干部的黑名单,名单上都是坚决反美的、不可能被和平演变的、“死硬的”共产党员,“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中越战争期间解放军叛徒驾机叛逃越南的下场

1979年4月15日中午,广西前线某机场换岗后,一名年轻的值勤士兵见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军官散步朝机场走过来。虽然不认识,但也不必警惕性太高。这里驻扎的是不同部队的兵,都刚来不久,不认识的人太多。再说谁也不可能把飞机开跑,只要不炸就行。于是,值勤士兵目送着这位军官向机场方向走去。

12时48分,检查各哨位值勤情况的警卫排长孙洪文来到这个岗哨,还没有同士兵说上几句话,就猛然听到飞机场的方向传来发动机声。没听说现在有飞机要上天啊?难道是机务人员在试车?他急忙跑过去一看,看到那架正在启动的飞机的座舱盖已经盖上,不像是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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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不正常!他立刻向那架飞机冲去。可是晚了,当孙洪文距离飞机还有几米的距离时,飞机像箭一样拖着电瓶车冲上跑道。飞机的座舱里,坐着的是一位没戴飞行头盔的军人。孙洪文拔出手枪追过去,大声喊:“站住!快停下来!”可他白喊了,飞机在继续向前滑行,于是孙排长开枪了。此刻那架军用飞机尾部喷出火焰和狂风,狂风把孙排长吹翻了几个跟斗。他猛地爬起来,从一旁的草坪上跑,边跑边射击。

眼看五四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了,那架飞机仍然在滑跑,甩下电瓶车,呼啸着上天了。孙排长马上打电话报告:一架飞机跑了!那架溜了的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我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阎稳昌。

谁也没有想到阎稳昌会向越南叛逃。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飞行员。在最近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中,他表现颇好,荣立三等功,还获得了一枚参战纪念章。但是他仍然每天闷闷不乐。原来,他早就听说本大队将提升一名副政委,衡量衡量自己,觉得完全有希望“当选”。然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一个他认为技术不如自己,资历不如自己,才华不如自己的人被提拔任用。一口气闷在胸中,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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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不通:那个最被自己看不起的人,并不是一块当官的料,为什么偏偏有当官的运气?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责任在这帮领导人身上。他们本身无能,也不让能人上来。在他们手下干活,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而且这个社会里就是这样,到哪里也不会有自己的光明路。他想,为了自己的前途,得干一番事业来。是走,是留,他一时还犹豫不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来看走留,又取扑克牌来算卦。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走”

飞着飞着,前油箱油尽的信号灯亮了。后油箱油尽的信号灯很快也亮了。最后500升警告灯也亮了。这是一盏红灯,一闪一闪特别的刺眼。再有10多分钟,飞机的燃油就会完全消耗,怎么办?他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到云底下找机场,实在找不到就迫降。

于是,阎稳昌开着歼六像个跳水运动员一样,扑进了浓密的云雾里。这一跳,他就没起得来,因为云里面就是群山。几分钟后,云里一声巨响,阎稳昌同他的歼六飞机和叛逃的梦想,统统摔在了一座山上。一片烈焰,一团火化,阎稳昌留下一段转瞬即逝的不光彩的故事。

相关阅读:对越反击战:我军未进攻河内是因兵力不足?

1979年2月17日,中国从南部的广西、云南两省对越南北部发动了多路进攻。以投入的兵力可见中国对这次行动的重视-据估计出动了20多万解放军部队,甚至可能达到40万。一位历史学家说,当时出去的部队包括“正规地面部队、民兵和海军及空军部队……规模相当于中国在1950年11月大举赴朝参战”。中国官方新闻报道称此次行动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或“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这就是中国式的威慑,事先宣布出兵以阻止越南的下一步行动。

对越反击结束刘亚洲的一封信震动中南海

中国军队此次的打击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在不久前还是中国的盟国,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支持。行动的目的是维持中国眼中亚洲的战略平衡。而且,中国此次行动得到了美国-5年前北京帮助赶出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道义支持、外交帮助和情报合作。

中国声称战争的目标是“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适当”的意思是造成足够的破坏,以影响越南将来的选择和谋划;“有限”则暗指在外来干涉开始或其他因素造成形势失控之前,行动就会结束。这场战争也是对苏联的直接挑战。

邓小平说苏联不会攻击中国,这个预言得到了证实。中国发动进攻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谴责中国的“罪恶”攻击,同时又强调“英雄的越南人民……这一次仍然能够保卫自己”。苏联的军事反应仅限于派一支海军特混舰队到中国南海,对河内进行有限的武器空运,以及加紧中苏边境上的空中巡逻。空运武器既有地理因素的限制,也受苏联内部犹豫态度的制约。归根结底,1979年苏联给新盟友越南的支持与20年前台海危机时给旧盟友中国的支持并无二致-两次事件中苏联都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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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不久,华国锋用一句对苏联领导人大不敬的简练俗语总结了战争的结果:“他们威胁我们,在边境附近调动军队,派舰艇到中国南海。但他们不敢动手。所以我们还是摸了老虎屁股。”

邓小平嘲讽地拒绝了美国要他小心的劝告。1979年2月底美国财政部部长麦克·布卢门撒尔访问北京时,呼吁中国“尽快”从越南撤军,因为北京“在冒不必要的风险”。邓小平不同意。在与布卢门撒尔会见前和美国记者谈话时,他表现出对含糊摇摆的轻蔑,嘲笑说“有人害怕得罪东方的古巴”。

如同在中印战争中一样,中国进行了有限的“惩罚性”打击之后立即撤军。战事29天即告结束。解放军攻占了越南边境三省的省会后不久,北京即宣布中国军队将撤出越南,除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北京没有试图推翻河内政府。

中国撤军一个月后,邓小平在我访问北京时向我解释了中国的战略:

邓小平:我(从美国)回来后,马上就打仗了。但我们事先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我和卡特总统谈了这个问题,他作了非常正式严肃的回答。他给我读了一篇写好的讲稿。我对他说:中国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有什么风险中国自己担。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惩罚越南的时候再往纵深前进一些可能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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