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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边防史:破解土木堡之变前后三大谜题

2020-11-04 23:05:19 来源：盘龙历史网

土木堡之战，要先从明军荒唐的战前准备开始说起。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领着不到十六万的明军正式踏上了亲征的道路。

此前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一系列准备工作。此后明军行军途中也毫无纪律，甚至在大军行进两天以后，明英宗不得不诏谕随行文武官员，晓以行军纪律。

1、土木堡之战布局与较量

王振导致惨败?

不久后，明军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到达了大同。结果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地告诉王振，如果明军继续出师，将正中也先的诡计。这一记载说明明英宗本来的亲征计划是以大同为中途站，继续北上寻求与也先在明帝国边境之外进行主力决战。

亲征军在进驻大同以后，便派遣前军从大同出击主动攻击，瓦剌军队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明英宗的这个计划。但是郭敬的密报可不是虚张声势的恐吓，因为在明英宗进军的过程中，之前势如破竹般横扫明国边城和守军的瓦剌军队，竟然全部退出到了塞外。

同时，也先及阿剌知院所部的游骑也开始在宣大一路袭扰。在这种态势下，再结合郭敬的密报，只能说明在明英宗的亲征军进军的时候，也先就已经在塞外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亲征军的深入。最终明军自大同回师，大军东返。

但是在此时，明军的指挥层又因为回师路线问题发生了分歧。当时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亲征军宜自紫荆关返回京师，曹鼐向皇帝汇报以后，明英宗并没有采纳，而是最终决定往东行进，自居庸关入关，这一决定也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战惨剧的发生。

由大同入紫荆关，则必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明实录》称，明军最终不由紫荆关返回的原因是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家乡的稼禾。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略为牵强，在清修的《明史》中，也认为此记载并不符合史实，于是不采纳。

《明史》进而认为，是明英宗自己不采纳自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要走居庸关。无独有偶，在《宣府镇志》中也记载是郭登奏请以后，王振也邀请明英宗回师，并丝毫没提及怕毁损家乡庄稼的事情。

那么整件事情的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在郭登奏请亲征军自紫荆关回师以后，王振也请求明英宗自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并未听取，执意从居庸关回师。《明实录》为了避尊者讳，就将不从紫荆关回师的责任，推给了王振。

但是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年以后才逐渐筑成的。在明朝的天顺年间以前，这些城堡大都是不存在的。在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就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

如前所说，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且大同镇多为平原，一旦准备不足且正在行军的明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在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上遭遇，其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打残大同城即也先战略的第一步，即让大同镇城不能对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支援。

也先打残大同镇城以后，也确实四处搜寻明军的动向，以求决战。此时如果驻留大同城，亲征军确实能够加强大同的防务。但大同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与瓦剌铁骑进行野战，大同总督宋瑛之前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明军指挥层恰是因为发现也先的意图，所以最终才选择了放弃紫荆路线改走宣府路线的决定。

当时也先探马四出，拼命探寻这支亲征军的路线。瓦剌军一旦掌握消息，便会立刻聚兵一处进行攻击。因此亲征军刚离开大同不

在大同镇城和瓦剌军打得难舍难分的同时，亲征军的回师过程却似乎一路顺风，一路上并无瓦剌军队的截击。

当亲征军到达雷家站(今新保安镇)后的八月十三日，丧钟终于开始敲响。吴克忠与朱勇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两番惨败并全军覆没。

在之前的七月十五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曾奏称，有蒙古军队围攻马营已三日，并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在这份奏章中，其实隐藏着一个可怕的消息，那就是此时宣府上北路的独石城已经沦陷成为“虏巢”了。

然而七月独石的失陷、马营的被围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备惧不敢战，弃城遁逃。云州守备率军支援，结果战败，云州亦陷。

独石、马营、云州，这三个宣府镇上北路最强军堡接连沦陷，造成了整个宣府镇上北路的恐慌，再加上消息不通，烽火不闻，以至于最后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弃城逃窜。可以说，此三城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整个宣府上北路的崩溃。而此后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崩溃的消息，由于沿路缺乏烟墩和城堡，明军回师途中居然毫不知情!

当将近二十万明军和大量随属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雷家站时，已经完全进入了瓦剌的包围圈。那么最后发生在土木堡的那番大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八月十三日成国公朱勇等人战败以后，明军移动至土木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的堑壕和工事，和瓦剌军进行对峙，以至于也先军队无法接近。

明军由于筑起壕堑，蒙古人无法接近，明蒙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将近三日。到了八月十五日，瓦剌突然派出使者，到达明军阵营，持书议和。明英宗命令曹鼐同意其议和，复派遣二人送还瓦剌使臣。也先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明军议和，从一开始就准备完全吃掉这支明军。

也先佯装议和，派遣使者到明军阵营示好，导致了明军指挥官做出了错误的决断：他们最终相信也先的诚意，开始走出工事，进入行军状态。

但是没想到，明军刚刚越过壕堑，也先大军突然回转，“四面击之”，把正在越过壕堑、营伍不整的明军打了一个措不及防。十三万步兵和大量随行非战斗人员离开工事掩护、不成队列，在平原上遭遇十三万骑兵突袭，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蒙古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也先的这一举动成为压垮饥渴交加的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防御工事的明军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土木堡之战，明军就此战败，明英宗被俘。

2、北京保卫战

谁拯救了明帝国?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

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

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

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于谦画像

十月初九，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在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五千一百余丈，以阻击瓦剌军。

于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调兵。在五十天的时间里，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

这些工作都在五十天内完成，不得不说是一场浩大的动员运动。终于，在紫荆关被破前夕的十月初八，于谦将一切安排妥当，可见孙祥及韩青的坚守是多么重要!

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土木堡之战以后，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惧，认为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消灭，明帝国京城旦夕可破，于是不顾攻打紫荆关后士卒疲惫，需要休整，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让瓦剌铁骑人困马乏，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疲惫的也先部看到严阵以待的明军，士气更为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叛阉”内官喜宁再次动起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