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毛主席一着妙棋 如何化解延安之围
1943年7月初，这几天党中央书记处常开会。一天伍修权局长告诉我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二局曹祥仁局长，告诉他：叶参座(叶剑英)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党中央书记处，别的就不要说了。”
我说：“二局住在安塞，骑马跑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伍局长急着说：“你赶快通知，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去杨家岭开会，回来再向你们作战组传达。”
伍局长回来后，立即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的决定。他说：“党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如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对边区与延安的进攻。
认为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打一两仗，消灭一部分敌人，是打不痛、打不伤胡宗南的。蒋介石是下了大决心，才动用他抗战以来一直不动用的王牌胡宗南部。
我军兵力太少，防不胜防，怎么办呢?中央决定要从黄河以东调部队，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已于7月2日电令各部，要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行动，等待蒋介石最后下达进攻命令。”
延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心脏
伍局长停了一下，继续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研究过程中，毛主席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
他对二局曹局长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经破译出来。
毛主席又对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同志说，我党打入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已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
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的掌握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对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
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
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和各民主人士是要继续团结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搞分裂反共的。
国际上，现在正是美国、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向日本发动战略反攻，美国是不会容许蒋介石现在就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日而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因为这样使日军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去打美国军队，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是很不利的。”
伍局长说：“毛主席对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说，我们中央书记处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军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命令。
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制止蒋介石的进攻。你们说，合算不合算?
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争取边区、延安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延安是我们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如果延安丢失了，我党我军的领导与指挥机关无存身之地，那能行吗?”
伍局长说：“经过毛主席说明了延安形势的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着我们很不愿意采取的办法，但是只有采取这着险棋，才可能阻止蒋介石向我边区、延安的进攻。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听明白后，当即很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伍局长还说道：“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听到李克农、曹祥仁同志的表态后，都很高兴。毛主席说：我们就下这一着险棋。毛主席对我说，今天是7月4日，要求我们一局迅速将蒋介石和胡宗南六月份以来调动大军。
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前方的彭德怀同志。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与警告。
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要求李克农同志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会因此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叶参座对曹祥仁同志说：国民党军会认为是我军截获了他们的电报后破密得来的情报，一定会改换密码。
要求二局要集中全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电码破译出来，迅速恢复截获和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以保障我方仍能迅速获得情报。”
由于我党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用确凿无疑、很准确、又很具体的情报，公布了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边区、延安，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与书面密令。这样就使国际、国内各方人士深信不疑。
因此，美、英、苏等国政府正式表示反对蒋介石不抗日而反共的政策，并以停止经济援助对其施加压力。同时，全国人民同声讨伐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实行分裂反共的倒行逆施。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百般无奈下，被迫放弃对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大规模进攻。原来确定于1943年7月10日为发动进攻日，现在不得不于7月10日下达电令，令胡宗南停止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
并要胡宗南向朱德总司令发出一份“敝部换防，请勿误会”的电报，一面抵赖进攻延安的罪恶企图，一面悄悄地将进攻的部队向后撤退。至此，蒋介石企图掀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遂被制止。
揭秘周恩来给毛主席最后一封信：看完流泪
在近现代史上，毛主席与周总理无疑值得大书特书，怎么讴歌都不为过。
两人性格互补，相辅相成，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大开大合，辅以周总理的严谨细致、虚怀若谷，共同将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了世界的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典搭档。
到了晚年时，两人都身患重病，但在病痛之余，仍然不忘关心对方的病情。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毛主席得知后，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组成医疗组，并劝周恩来“节劳，不可大意”。
1974年2月，周恩来病情恶化，每天便血。毛主席当时也是躺在病床上，双目已近乎失明，语言能力也非常微弱，但仍然强撑起来，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但病痛并没有因两人的友谊而减轻，再加上周恩来拒绝休息，继续带病工作，病情越来越严重，到1975年6月，体重已只剩下61斤。
对自身病情的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促使我们的周总理不得不开始考虑后事。
6月16日，第三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感觉略好些了。晚上10点，周恩来提起笔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也是他给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只有21cc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
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
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写完这封信后，周恩来又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1975.6.16.22时半
在这最后一封信中，周恩来首先向主席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因为在他看来，自从参加了革命，自己的身体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而是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毛主席，所以自己有义务把病情向毛主席汇报。
第二段，则体现了周恩来对毛主席的关心，这绝不是普通的问候，而是两位合作四十多年的搭档最真诚的关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或许也只有周恩来能对毛主席表示这样的关心，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战友的友谊，甚至超越了亲人的亲情。
半年后，1976年1月，周恩来已陷入弥留之际。有一天，周恩来醒来后，用细若游丝的声音问旁边的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医生回答：“没有大的变化。”
周恩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说完，又昏迷了过去。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完人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据秘书回忆，周总理逝世时，胸前佩戴着两枚像章，一枚是毛主席头像，另一枚是“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而此时的毛主席，也一夜未合眼，正侧躺在床上看文件。贴身侍卫张耀祠急匆匆地走进来，报告了这一消息。毛主席听后，沉默良久，最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当电视上播放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毛主席用近乎失明的双眼紧紧地盯着电视，两行热泪滚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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