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是谁？揭秘中共五重间谍袁殊的秘密生涯

　　据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一个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在兴亚建国运动的幌子下，袁殊曾策动上海租界和沪宁一带地区约40万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达到威胁汪伪政权能力的程度了。

　　据刘人寿等人的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解放后的判刑与平反

　　1965年，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当年，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书要点如下：“被告人袁殊，男，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曾于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因犯有反革命罪，于1955年4月5日依法逮捕。捕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罪行如下：1、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

　　直到1975年6月份，袁殊大女儿马元曦意外地接到袁殊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一封短信，说他5月份离开北京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现已允许通信，要求子女给他回信并寄几本《毛主席语录》给他。谁也没想到，像鬼魂般消逝去的袁殊在20年以后又神差鬼使般地重新闯入袁殊子女已经安之若素的生活中。通信约一年之后，袁殊在1976年7月份来信中突然提出了回京探亲的要求。1977年5月，曾龙在北京站接到了阔别22年之久、第一次回京探亲的袁殊。消逝的父亲终于归来了!曾龙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政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袁殊被平反之后的生活

　　平反后的袁殊是孤独的。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就打算为潘汉年著书立说，1987年3月7日下午，谭元亨拜访袁殊，袁殊当时坐在轮椅上，说是拒绝一切采访，当谭表示自己是楼适夷介绍而来且为的是写潘汉年，立时，袁殊半语全无。袁殊看上去将不久于人世，吐词也已含混不清，叹气说：“为潘汉年写书，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没有别的人来找。”

　　自潘汉年冤案平反后，先后出版了六部潘汉年传记，每部都涉及袁殊，分别是谭元亨《潘汉年》、武在平《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潘汉年》、尹骐《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张云《潘汉年传奇》和王朝柱《潘汉年的悲剧：功臣与罪人》，五位作者六部书中，所描写的袁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谭、武的书中写袁殊是“党在秘密战线中的杰出战士”;尹骐的书中写袁殊是“脚踏两只船”的“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张云和王朝柱的书中对袁殊的描写先是沿袭尹骐的说法，后再版时进行了修正，接受了谭和武的书中观点。

　　两个结论孰是孰非?谭元亨教授说，在所有写潘汉年书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过潘汉年和袁殊的人，为了写潘汉年传记，谭三次下到洣江茶场、两次到潘的故乡宜兴、多次到茶陵又辗转京沪汉等地，采访了上百人。针对尹骐所说“花了两月时间，查阅潘汉年的全部档案…。”谭指出：“他发掘的是冤案发生以来的审讯资料。”在谈及传记文学创作应遵循原则时，谭认为：第一，传记文学有别于文史档案资料，这是起码的常识;第二，一部传记文学要有其灵魂，要有正确的史识;第三，对史料的鉴定，不仅仅在于具体细节的核准，更在于判断上的准确。

　　1997年4月，袁殊子女状告尹骐及其出版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官司，最终结果不得而知。”

　　历史上对袁殊褒贬不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大陆文艺界对袁殊的评价，莫衷一是。

　　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

　　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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