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东汉开国名将马援没被列入云台二十八将？

    家书外泄 祸生不测

    马援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家信——“诫侄书”。就因为这篇文字，平地起风波，使马援一家遭遇一桩冤案。
    马援二哥马余的儿子马严、马敦这两个年轻人，思想都很活跃，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而且对于这样议论别人，会不会触犯忌讳，从来不加考虑。两个侄儿少不更事，口无遮拦，马援深以为忧。他关心这两个侄儿，就像关心自己的儿子一样。当他远在交趾(今广东、广西一带及越南中部、北部)，远在万里以外的时候，还不忘写信告诫他们。信中说：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不能说。好议论别人长短，议论时政，是我特别讨厌的。我宁死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龙伯高这个人，忠厚谨慎，讲出来的话，没有一句疏失，我敬重他，希望你们学他。杜季良豪侠好义，以他人之忧为忧，以他人之乐为乐，我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学他。为什么呢?因为学龙伯高即使学不到，还能做一个谨慎的人，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天鹅不像还能像野鸭，虽不逼真，但有些相似;学杜季良如果学不到，那就不免沦为轻薄之人了，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封教育侄儿的家信，用意很好，观点也不错。就是近2000年后的今人读了，也会有所启发。但是马援始料不及的是，这封信后来为杜季良(即信中提到的一个人)的仇家所得。马援关起门来对家里人讲的话，一旦泄露出去，便为人所乘。杜季良的仇家于是上书朝廷，说杜季良“为行轻薄，乱群惑众”，并且拿出马援诫侄书作为证据。仇家又说梁松、窦固二人与杜季良勾结，将有不利于朝廷的行动。光武帝刘秀听信了告状人的话，免去杜季良越骑司马的官职，梁松、窦固免于处分。
    因为一封诫侄书，马援无意中跟梁松等人结下怨仇。而这位梁松，并非等闲之辈，他乃当今皇上的女婿，所谓“驸马爷”，在朝中“贵重”无比，连公卿大臣都畏惧他几分。有一次，马援卧病在床，梁松前来看望他。在病床前，驸马向马援行礼，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问父亲：为何不向梁松还礼?马援说：我和梁松他爹是朋友，梁松虽然当了驸马，但也不能乱了长幼之序啊!马援以为自己做得对，完全符合礼义。而梁松则以为，马援倚老卖老，小瞧了自己，因而怀恨在心。两件事情凑在一起，梁松要报复马援，那不过是迟早的事。

    薏苡明珠 不白之冤

    梁松虽然免于处分，但心中对马援愤恨不已。待到马援一死，梁松报复的机会来了。因马援生前领兵打的最后一仗失利，朝廷对他不满。梁松看准了这个机会，向朝廷举报马援，说他生前从交趾返回时，带了一军车“明珠文犀”(文犀是有纹理的犀牛角，特别珍贵)。
    其实马援带回的是一车薏苡种仁。薏苡种仁又叫苡仁、米仁。中医学认为，薏苡的种仁有清热利湿和健脾的功效，种仁和根能治水肿脚气、风湿痹痛、关节炎、肝炎、肾炎等多种疾病。马援在交趾时，就常吃薏苡，据说效果明显。他相信吃了后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当地薏苡果实较大，马援想把种子引进内地，予以推广。这本是一件可以惠及内地民众的好事，然而梁松一告就准，以致龙颜大怒。马援家人得知后十分惶恐，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自家墓地，与祖先葬在一处，只得在京城西郊买地数亩，草草掩埋。亲友们都害怕受到株连，不敢前往吊唁、送葬。一代名将身后蒙受不白之冤，并且拖累一家老小，好不凄惨，好不悲凉!
    明代大臣、朱元璋的军师、文学家刘基有一首着名的诗，题为《梁甫吟》，提到了马援被诬害的事，为马援愤愤不平：“赤符天子明见万里外，乃以薏苡为文犀。”意思是说，汉朝皇帝(实际指东汉光武帝刘秀)明察万里之外，然而却把马援从交趾带回的薏苡，当作了有纹理的犀角。刘基感慨道：“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谁谓江水清?淆之不必一斗泥。”奸邪小人掩盖真相、混淆视听、陷害忠良，真是防不胜防啊!

    因为这件冤案，引出一个新的成语——“薏苡明珠”，意为平白无故地蒙冤受谤。

    对于这桩冤案，《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这样看的：马援在劝告别人要注意避祸的时候，很是明智(马援曾告诫过窦固、梁松、王磐、吕种等人，一一被其言中)，但他自己不能避免被人谗害，难道是因为身居高位，树大招风吗?范晔是从马援所处地位寻找冤案的原因的。而在笔者看来，这桩冤案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固然是奸邪小人捏造和歪曲事实，挟嫌报复，诬陷于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马援在劝诫侄儿不要随便议论旁人的时候，自己率先垂范，言语谨慎一些，不授人以柄，是否能够避免这场悲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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