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四种版本说 张学良不是真正的民国四公子？

　　“民国四公子”最早盛传于上海

　　“民国四公子”之称谓最早见于何处已无可考，但是最早盛传于上海这一点却已形成共识。孙科、卢筱嘉与张孝若都是南方人士，上海是他们定居或常来常往的地方;少帅张学良1925年初夏率部队抵沪，也是个红遍上海的传奇人物。而且此四人均年少官高，上海人把他们统称为“民国四公子”当是十分吻合的。

　　段宏业为什么不是最早版本的“四公子”之一?其一，段宏业不理政事;其二，他虽然亦为民国新贵之后，但与孙科、张学良或者卢筱嘉、张孝若都素无往来，因此很难把他们拢在一起;第三，他祖籍安徽，居于京津，上海人对他并不熟悉。反之，卢筱嘉之父虽然与“铁三角”无干，但他当年与黄金荣唱对台戏大闹上海舞台的事在上海滩老少皆知，所以他被上海人归于“四公子”之列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40年代后期，这位卢公子移居台湾，以经商为主，1960年代末去世。张孝若则是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之子，留美出身，早年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张謇去世后，张孝若主持父亲留下的各项事业，1935年被手下保镖暗杀，时年37岁，其死因众说纷纭。

　　翻回来，再说说张伯驹之“四公子”说不可靠之处。首先，张伯驹的养父张镇芳虽任过河南都督，但其早在民国初年即被免职。后来他参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并因此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因此他的养子不可能被人们视为带有褒义的 “民国四公子”之一。

　　其二，张伯驹1929年才来到北京，在此之前不要说上海不知道他，就是北京人也罕闻其名。而此时北洋政府早已垮台，“民国四公子”的称谓更是流传了许多年。事实上，张伯驹的真正出名，是1937年正月他40岁生日大办堂会之后，那次他撒出大把票子请来余叔岩和杨小楼在《失空斩》中给自己当配角，出了票戏第一的风头，此后才为上海戏迷所知晓。

　　其三，张伯驹到北京之时张学良刚开始统治东北，正在忙于收回中东铁路，不知有什么理由能把他和这位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连在一起?再者，他抵京之时袁克文居于天津，且病入膏肓不久即离世，所以活人和故人共享“民国四公子”之名有点不伦不类。

　　张氏其一说不太靠谱的是：他与卢筱嘉一北一南素无瓜葛，惟一牵强相似的是张氏爱票戏，卢氏曾爱上过一个唱戏的坤角，想来上海人不会糊涂得因为这一点点“戏”缘就把他们俩硬拉在一起，往“公子”的名份上靠。

　　张氏其二说不太靠谱的是：他到北京之时张孝若正在南通担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们之间根本没有相通之处。且待张伯驹出名之时张孝若已经身故两年，袁克文也早已离世，张学良正在忙于“西安事变”善后，谁又会在如此国难之时攒出一个“四公子”的概念，而且还有两位故世之人?

　　张氏其三说是最不靠谱的：以红豆馆主的年龄，比之张学良大30岁，就是比起袁克文也大了18岁，实际上他与卢筱嘉的父亲卢永祥是同龄人。按中国文化传统，这么一个足以为父辈的清室皇亲怎么可能同那些比自己小得多的属臣之子相提并论?何况张伯驹出名之时红豆馆主已经年近古稀，谓之“公子”则显得滑稽。

　　所以说，名人之言不一定权威，对于查不到头绪的历史说法一定要反复推敲比较才是。“民国四公子”之说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是公认的史实，他们中应该不含红豆馆主溥侗不含袁克文更没有张伯驹。
台湾四公子之说

　　至于在后来的台湾也有“四公子”之说，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关于民国四公子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