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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争论和决策过程

汪朝光    2014-01-05  当前 条评论  收藏  报错 【大字 小字


  毫无疑问,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年中全面内战爆发,中国时局发展与演变之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此时国人关注的重点,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在所有有关这一时期的事件进程和矛盾关系中,国共两党仍是当然的主角。国共矛盾不能解决,国共关系不能缓和,就意味着战后中国问题无法和平解决。就国共力量的对比而言,国民党无疑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也决定了其政策走向将极大地影响到国共关系的发展进程,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可谓战后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它不仅全面检讨了国民党的战后政策,确立了国民党战后政策的基本走向,而且着重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关系之相关问题,从而深刻地影响到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并使此一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基本终结了自政协开始的战后民主化进程,最终导致内战战火再起。关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中国大陆学者虽在研究战后中国政治时对此次全会多有提及,但具体研究甚少,海外学者则仍未见对此之专门研究。本章以台北所藏此次全会史料为依据,重点叙述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政协与国共关系问题之讨论经过及其结果,并分析其间国民党对共政策之转变过程与意义。

  一 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及对共政策争论之背景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召开及其有关对政协及对中共政策之争论,缘起于1946年1月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决议,这些决议之付诸实施,就意味着国民党势将失去一部分长期由其一党垄断的权力,并改变所谓的“训政”体制,国民党内因此而有强烈的不满与反对声浪。而政协决议之能否实行,又在于当时中国第一大党和执政党国民党之态度,为了因应此一剧烈变化之局势,国民党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以统一党内思想,决定国民党对政协和中共的政策。

  在政协通过的五项决议中,最为国民党所不满的是关于宪法草案和改组政府的决议,前者否定了国民党所中意的总统制“五五宪草”,而改行随时可以倒阁的责任内阁制;后者则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容纳反对党,使长期由国民党一党把持的政权成为联合政府。这两个决议在政协讨论中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对此并非没有保留,但是在国内外压力下,并由于中共采取的以接受旧国大代表逼迫国民党让步的策略,使国民党无法反对这两个决议的通过。虽然如此,国民党内多数人对这两个决议,尤其是宪草决议,一直表示强烈的反对。蒋介石在政协闭幕式的演说和《中央日报》发表的评论,都强调宪草修改原则不过为国大“参考”,并不因此影响国大的权限,从而透露出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决议的实际态度。

  国民党关于政协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战后国民党内对内外环境和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一派为强硬派,视政协为应付时局之举,所谓以和待战,并以CC系、黄埔系及若干坚持反共立场之高级官员为主力;另一派为温和派,主张考虑国内外大势,与中共谋和,并以政学系、英美系及若干与蒋接近之高级官员为中坚。两派对国民党根本利益的维护其实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后者之主张将使国民党现时就要让出若干以往独享之权力,自然引起前者之强烈反弹,并自诩为国民党利益更忠实的代表。但对前者而言,“不幸”的是,后者在国民党政协代表中居于多数。温和派认为:如决心在政协彻底解决中共问题,则应抱最大之忍耐,定最后之让步,持与各方融洽协商。他们的出发点是:国内方面,大战以后,民多厌战,如仍用兵殊非人民所愿赞同;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作战费用极难筹措;人民如仍无以为生,势必铤而走险,易受共党之煽惑裹挟,致与政府对立;国军风纪不佳,督之继续作战,一败即难收拾。国际方面,美国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国共均施压力,如过于反其道而行之,恐将招致共同干涉,或美军即行撤退;倘使美军民演变至“弃我如遗”,则影响之恶劣不难预计;复当防苏联因不满英美之故,更以共党之扰乱为有利,嗾使共党为所欲为。因此,军事解决困难殊多,亦为国际所不愿,惟有利用政协以求解决内部纠纷。他们认为,政协能合理合法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政权问题固好,即使不能解决,起码亦须使其他小党派能参加政府,并使中外同情政府之苦心,为国民党赢得国内外支持。他们之如此认识,对国民党在政协的让步确不无影响,但也激起了国民党党内更激烈的争论。

  政协闭幕后,民主化进程开始启动。2月中旬,宪草审议委员会举行会议,就宪草问题作原则探讨。2月25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国共双方长期争执不下的军队问题作出原则规定,使战后国共关系之缓和达到高峰。为了回应国民党内对政协的批评,参加政协的国民党温和派代表均有公开言论为政协辩护,孙科称政协决议已经党内通过,成就很大,并称如六届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张治中宣传政协获得圆满成功,认为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保证国民党将百分之百地履行政协决议;王世杰、邵力子等也为国民党在政协的让步作了辩护。蒋介石的谋士之一陶希圣认为,政协“为政局转变之开端。本党之政策固以开放政治而统一军权为基点,然即令军权不能如愿统一,甚至再决裂而用兵,政治之开放亦为定局。盖必如此,始可在国际获得谅解,在国内致共党于孤立也”。为了因应政治开放后的局面,他向蒋献言,“本党必须把握最后之力量,培养社会之根基,改变作风”,“今后一定时期之内,本党必须能退始能进,且以退为进,必须能守始能攻,且转守为攻”。在具体作法上,他建议“党的作法必着着改变,其基本方向为转化由上而下之统治,为由下而上之竞争。党必施用压力及助力,使党员向实业、文化、地方自治、国防建设数者投身。尤期其各守社会的立足点,从事选举运动,以争取各级民意机关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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