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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曾想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

杨奎松    2014-02-09  当前 条评论  收藏  报错 【大字 小字


  摘自:《革命》,作者:杨奎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J. Stalin)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 ,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与以往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此外,孙之所以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两三天,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适逢双十节,国民党召开党务会议,孙中山首次以俄国革命为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启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十万乃至二十万之数告之。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三万,缴纳党费者仅有六千,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三千。即使这三千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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