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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

曹春荣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2-20  当前 条评论  收藏  报错 【大字 小字


  “如此看来,博古当年总结的这条经验,还是得到了党内高层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赞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对博古的责难、非难,不免让人难以理解、接受了。博古关于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错误和弱点的总结,反映了他自觉接受、遵循国际路线和国际指示的思想特点,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统一战线,关心工农经济状况等),也有“左”倾色彩(排斥“第三势力”即所谓“改良主义的政治派别”等)。这在当年中共从属于共产国际、而后者对前者掌控太多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够成熟,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指导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或许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在瑞金召开的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围剿’的总结”。如严格按语法表述,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虽然,用博古的话来说,这只是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得到一些并不一般的简单的信息和认识。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严峻形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敌方,“围剿”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投入的兵力、财力、物力之多,战略战术之变,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其先折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再取中央苏区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我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惊人的生长与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为反“围剿”提供了更坚实、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造成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建立了更统一、有效的指挥和协调。所有这些,都大大优于以前。

  另外,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红都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无由参与对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竟也取得了空前伟大、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这是何等鼓舞人心啊!“而这个胜利更使中国的革命形势尖锐化与紧张化起来”。于是,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将是“殖民地中国与苏维埃中国两条道路决战的一幕”。

  为了取得新的决战的胜利,对第四次反“围剿”作一个总结,从正反两方面为决战提供借鉴,以便再接再厉,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诚如博古自己所说:“当我们现在已经胜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围剿’之后,我们应该冷静地仔细地来把这个时期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一下,这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正当敌人今天疯狂般地准备新的绝望的五次‘围剿’的时候。”由此可见,博古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更没有得意忘形、目空一切。

  第四次反“围剿”的主要经验

  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是从分析击破四次“围剿”的基础入手的。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依据的基础、亦即胜利的条件有四个:

  “第一,当然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以及我们在红军建设上的大踏步的前进”,红军走上了“正规的常胜的铁军的道路”。表现在游击队习气的逐渐克服,战略战术指挥的更新,政治机关的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骨干的建立,以及新的部队的大量增加等。

  第二,“就是苏区劳苦群众积极性的增高,一切奉献于战争的热忱”。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一方面热烈自动地参加红军,愿以生命捍卫红色政权;另一方面积极借谷、退还公债、节省粮食和开支,同时搞好农业生产,来支持革命战争。

  第三,是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还得到了国民党区域(即白区)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例如,红四方面军在向陕鄂边和四川的远征中,得到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巴中县城的占领,也有四郊农民暴动的功劳。又如上海工人用尽一切方法来拥护红军,包括反对国民党当局征收“剿赤”捐,发起捐献一个铜板为红军购买飞机的群众募捐,组织对过往红军的欢迎活动,抵制黄色工会提出的组织剿共“义勇军”提议等。

  第四,“不能不说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领导是这个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这种正确领导,体现在坚决开展了反对以“罗明路线”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党的工作方式的改善与党员群众的积极化。

  显然,博古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分析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条件的。一般而言,除第四条有些让人费解、甚至反对外,其他三条还是实事求是、颇能服众的。不过,对当年红军的正规化建设的是非功过,后人却有不一样的评判。否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左”倾错误路线在军队建设上的反映,是跟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唱反调的;强调红军正规化,取消了红军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两大任务,使红军成了单纯打仗的机器。肯定者说,红军正规化是红军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大大提高了红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这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得到了初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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