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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前夕南方的军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势易

罗志田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2014-02-25  当前 条评论  收藏  报错 【大字 小字


  北伐前两三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半数以上是在这两年才崛起而为人所知,到北伐时乃成为全国性人物。尤其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唐盘踞湘南,李、白、黄则控制广西)而树立起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再加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领导核心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真正控制广东,南方三个新兴军政集团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形成鲜明对比。

  这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南方内部自不免矛盾重重,而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惟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注: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视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以下关于北方军事格局演变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爱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

  南方军事整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季以来新型军事教育的成果,适应了民初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呈现出走向全国统一的征兆,符合当时久乱思安定的社会心态,成为国民党树立其革命事业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重要基础;而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不仅无力控制局势,更出现一些明显的“失道”作为,反证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结果,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本文侧重考察这段时间湖南与广西的军事整合进程,借以分析南北攻守势易的关键性转变。

  一、“教而后战”:北伐前夕的南方军事整合

  1925-1926年间,北洋内争规模不断扩大,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

  这一格局的形成也体现了“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走向。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在四川,部分因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注:关于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参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第2卷,第35页。)

  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三者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注: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云南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并宣布“自治”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够名正言顺。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

  这里所谓“新旧”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带兵者是否受过新型军事教育。清季“兵学”大兴,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这一从外国传入的观念赋予“教而后战”的古训以新的意义。“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不仅是文人的愿望,也符合当时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但在南北双方偏旧的多数军队中都存在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注: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按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入民国后陆军中学改设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成为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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