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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晚清新疆与台湾建省之比较研究

陈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4-03-19  当前 条评论  收藏  报错 【大字 小字


  晚清时,清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强化治理举措,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新疆和台湾建省。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然而很少有学者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②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在面临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采取的积极举措,目的是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增强边防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新疆地处西北内陆,受到沙俄以及中亚诸多外部势力的干涉,而台湾身处东南海疆,孤悬海中,受到日本和法国势力的侵扰,故此两地建省的背景、过程和结果虽有类似之处,但又各具特点。

  一

  晚清时中国西北边疆和海疆均面临着空前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对新疆和台湾的窥觊已严重威胁到中国边疆安全。边疆危机的加剧,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对新疆和台湾的治理方式。设置行省以强化统治,是大势所趋。因此,新疆与台湾建省在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

  (一)新疆、台湾建省是晚清政府在边疆危机情况下为保疆固圉做出的积极举措

  1840年后,西方列强不断鲸吞蚕食中国领土、领海。在东北和西北边疆,沙俄先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西北被割让40余万平方公里,使得原本新疆统治中心的伊犁反而变成边陲城市。同治年间,新疆伊犁爆发起义,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遭到重大挫折。内乱未消,外患接踵,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沙俄也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伊犁,新疆面临着空前危机。重视西北边疆的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战役开始前,已经筹划新疆治理新方式。他认为新疆应改设行省,以加强西北防御。

  与新疆遥遥相对,作为我国东南海上门户的台湾,战略地位突出,成为列强窥伺的重要目标。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侵占台湾。清政府更加深刻认识到台湾战略重要性,因此对台湾治理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处理“牡丹社事件”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加强台湾防护。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侵占台湾的基隆和澎湖,封锁台湾海面,再次刺激了清政府官员的神经。在此背景下,左宗棠提议设立台湾省。

  (二)晚清“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理念的具体体现

  新疆和台湾建省,不能仅仅放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层面考虑,更应从中国国防战略的高度深入观察。中国疆域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后,最终在清朝前期稳定下来。一个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东至库页岛的庞大清帝国屹立在太平洋西岸。从地势看,中国是一个负陆面海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防战略必须是“海防”与“塞防”并重。西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历来被史家和政治家视为地理上游,舍弃西北就会丧失地理上的高地。故此,秦、汉、隋、唐、元、明诸朝,均对西北边陲积极经营,以保东部安全。另外,唐代以前,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当时经济重心,且外部威胁也主要来自西北和北方。无论是从军事地理,还是从经济地理角度观察,加强“塞防”应是中国国防重点所在。

  同时,中国东部和南部海疆广袤,历来是联系东亚、南亚和西洋的重要通道。海洋联系海岛,毗连富饶的沿海平原,舍弃海疆就会把广袤的东部平原直接暴露在敌人兵锋下。另外,自唐中期以降,太湖流域经济发展迅猛,经济重心已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近代以来,上海、厦门等沿海城市被迫开埠,要保护中国沿海经济,势必要增强中国海疆的管理力度,扩大军事防御范围。这样,增强海防成为中国国防的核心内容之一。

  (三)两地建省均经过长期的舆论和实践准备

  “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③边疆建省,是古代中央政府边疆管理的重要内容。不过,长期以来,古代中央政府多据边疆的特殊之情,采用“因俗而治”的治理方式。④边疆设省,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如清廷所言:“新疆议设行省,事关始创,必须熟筹于事前,内能收效于日后。”⑤虽然清廷对边疆设省较为谨慎,但新疆和台湾两地设省也有长期舆论准备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首先,舆论准备。舆论准备就是学界和政界对边疆地区建省的建议与呼吁。早在1820年,学者龚自珍就发表《西域置行省议》和《御试安边绥远疏》两文,呼吁在西域建省。此后,魏源也在《西北边域考》及《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著作中倡言新疆设省。对此,目前学界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为新疆建省的酝酿阶段。⑥

  台湾建省的舆论准备则更早。乾隆二年(1737),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金就在《敬陈台湾利弊请设专员弹压以重海防事者》中明确提出:“宜将治台(湾)另分一省,专设巡抚一员,带兵部侍郎衔,(抚戢)台湾地方,统辖文武,凡钱谷、刑名、考成、调遣、(荐)举、应劾,俱听其题奏办理。庶责任既专,就近稽查,则属员自不能掩饰废弛,于海防重地大有裨益。”⑦然而当时清廷坚持闽台合体治理,故没有同意。迨至同治年间,福建督抚多次因福建与台湾协饷分配而频生抵牾,台湾建省之议因之再起。光绪二年(1876),刑部侍郎袁保恒提议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这引起李鸿章、沈葆桢、王凯泰、丁日昌等重臣的激烈辩论。该问题的争辩不休,对台湾海防建设带来严重影响。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和《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镇慑折》,从战略上论述了海防建设和台湾建省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台湾建省提供了最重要的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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