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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遗档中的“西安事变”前后

陈雁  文摘  2014-04-06  当前 条评论  收藏  报错 【大字 小字


  原载《世纪》 2014年第2期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011年10月8日,台湾“军情局”和“国史馆”联合举办“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表会,同时发布了《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三册史料集和《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一书,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对于戴笠史料与戴笠研究的新兴趣。

  时隔半年,2012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周年之际,戴笠生前档案、函电、手稿等史料共计59卷,经台湾“军情局”授权“国史馆”解密,开放查询。这批档案原藏于“军情局”的“忠义堂”,原名“戴公遗墨”,均为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15个类别,共计22382页,“国史馆”将“戴公遗墨”整理编目,完成数字化,全部开放查阅,并提供数据库检索。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情报头子,民国时期“最神秘人物”的戴笠一直是学界坊间关注的对象,大传野史,“揭密”不断,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意外死亡,以往对戴笠的研究多藉由相关人物的口述、回忆录或传记文学等资料展开,比如乔家才、沈醉、康泽、陈恭澍、章微寒、程一鸣、邓葆光等人的口述或回忆,间有参考《戴雨农先生全集》等专书,但甚少基于政府机构档案展开戴笠研究的。即便宣称使用了“台湾调查局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参考资料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档案的魏斐德教授的名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主要仰仗的材料仍然不过是各种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昔日绝密档案——“戴公遗墨”的整理开放,是否能如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所言,能够纠正“许多扭曲与不实”,可以完善“军情局”史呢?

  2013年夏天,笔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有些信函电报可能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或者宋子文档案中已有收藏,但散见各处,难以系统研究。“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戴笠表忠心

  戴笠一生效忠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沈醉语),他终生尊称蒋介石为“校长”,“信仰领袖、效忠领袖和服从领袖”是他毕生的原则,这一点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和善后处理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方各地各界均有“讨张宣言”发表,黄埔军校全体毕业生的“讨张宣言”即出自戴笠之手,此文在“戴公遗墨”中有完整保留:

  张学良劫持革命领袖蒋先生,我全体七万余同学闻之发指眦裂。窃以九一八之变,张逆一夕之间失地三省,全国哗然,独我领袖能谅之。回国之后,彷徨末路,人不能容,独我领袖优遇之。此两次之经过,我领袖代受朝野之攻击,为何如乎……①

  除了公开讨张外,“西安事变”发生十一天后,戴笠更涉险入西安策划营救蒋介石,“戴公遗墨”中保留着一封他当年的绝笔信。这封写于地下室的绝笔信,用钢笔写在一张有竖纹的纸上: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②

  这封绝笔信后来广为流传,显示其对蒋戴关系意义重大。章微寒在《戴笠与“军统局”》一文中回忆戴笠在赴西安前曾召集手下训话,涕泪交流,“此去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和校长共生死”。终于在西安见到蒋时,戴笠“跪在蒋的面前,抱住脚痛哭失声,臭骂自己失职”。③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④戴笠将1922年蒋介石在“永丰舰”营救陷于陈炯明之手的孙中山的“壮举”作为榜样,并凭借着他对张学良的影响,靠“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牺牲精神,成功地赢得了领袖对他更大的信任与倚重。事变后,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提到与其妻宋美龄一起赴西安的是“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可见,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经过“西安事变”已今非昔比。

  魏斐德在《间谍王》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 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⑤从该书征引史料来看,魏斐德在撰写《间谍王》一书时,并未得见“戴公遗墨”,但魏氏的结论却是基本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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