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最大秘密:生死时刻是谁放了红军生路

　人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躺了整整八天。

病中的伟人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伟人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

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伟人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伟人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伟人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伟人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伟人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

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忍不住找到了伟人，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伟人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一九三四年，在广东说一不二的陈济棠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

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的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

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

陈济棠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

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向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

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的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

一、共产党红军必要突围。

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

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

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不惜诚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了。

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一直气氛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曾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惟一目的是：借道。

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他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

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

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

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哨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

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打越多，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

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就命令所有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

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

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时，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

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

然后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冲去，在信丰大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

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正策马扬刀疾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这个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举着的马刀在月光里上下翻飞。

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那沉闷的“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

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作战英勇无比，他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军团长彭德怀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

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一走上阵地高处，枪声响了，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过，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

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张锡龙已没有了任何气息。红军师长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岁生日。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立即被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了。

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伟人绝不会等到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作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防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伟人就这么走出来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中央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

同时，在全国的各大报纸上发布了悬赏布告：“生擒伟人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史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红军长征时的死亡行军：过雪山和草地大量减员

新华社成都9月24日电(记者刘永华、吴杰、樊永强) “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90岁高龄的老红军郝毅缓缓地说。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70多年前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过雪山：牺牲的战友被冻成了“石头”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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