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敬章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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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章历史简介

黄敬章原型是吴玉章《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吴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历史上有黄敬章这个人物吗

黄敬章原型是吴玉章《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双石桥蔡家堰。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吴老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

电视剧《将军》里面黄敬章到底历史上有没这个人

历史上没这人，他是电视机《将军》里塑造的一个任务形象。《将军》中黄敬章的原型比较像是吴玉章。你可以简单看看他的资料：吴玉章（1878-1966），男，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878年 12月 30日生。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 五四时期的吴玉章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踏上革命道路。此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回国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1925年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征，后奉组织之命去苏联学习与工作。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欧洲从事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在国统区进行斗争。1939年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年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与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 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 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吴玉章还曾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 [1] 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昌盛和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一生，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刘牢之的历史评价

刘袭：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

高进之：刘公猜而不忍，怨而好叛。

萧介：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终诛卓而为贼：刘牢之反王恭以归晋，还背晋以构妖。

房玄龄：① 生灵道断，忠贞路绝，弃彼弊冠，崇兹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见疑，势陵难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顺勤王，心乖抗节。 ② 孝伯怀功，牢之总戎。王因起衅，刘亦惭忠。殷杨乃武，抽旆争雄。庾君含怨，交斗其中。猗欤群采，道睽心异。是曰乱阶，非关臣事。

杜牧：在汉伯通，在晋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诛死，人岂冤之？

苏辙：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见诛于曹公，牢之见杀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势不可存。

张预：设若奋寡以击众，驱弱以敌强，又不选骁勇之士使为先锋，兵必败北也。凡战，必用精锐为前锋者，一则壮吾志，一则挫敌威也。故《尉缭子》曰：‘武士不选，则众不强。’曹公以张辽为先锋而败鲜卑，谢玄以刘牢之领精锐而拒苻坚，是也。

王夫之：其反覆变诈之不雠，以祸于国、凶于家、戮及其身，则讳之而不言。故温峤之阳亲王敦而阴背之，非无功于晋矣，然非其早卒，君子不能保其终为晋社稷之臣也，何也？响背无恒，而忠孝必薄也。前有吕布，后有刘牢之，勇足以戡乱，而还为乱人。呜呼！岂有数月之闲，俄而为元显用，而即叛元显，俄而为桓玄用，而即图桓玄，能不祸于国、凶于家、戮及其身也乎？刘袭曰：‘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使牢之幸雠其诈，而桓玄受戮，论者将许之以能权；乃牢之杀元，而牢之之祸晋益深，君子岂受其欺哉？。秉信非以全身，而身或以保；非以图功，而功或以成。托身失所，而为郗超；欲自免焉，则为温峤；加之以反覆之无恒，则为牢之。峤成而牢之败，牢之死而超生。

赵翼：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如顾荣、卞壸、毛宝、朱伺、朱序、刘牢之、刘毅等之于晋。…皆御武戡乱，为国家所倚赖。

包世臣：司马氏无功于当涂，无德于黔首，而一时藉曹氏之宠，以享丰厚者，竞与输心佐命，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顾以若而人开鸿基，创永制，贻谋有不舛乎。无怪枣嵩、朱硕之于王浚，沈充、钱凤之于王敦，匡术、路永之于苏峻，郗超、刘牢之之于二桓，刘穆之之于宋武，接踵而起也。

郑观应：古之所谓将才者，曰儒将、曰大将、曰才将、曰战将。英布、王霸、张辽、刘牢之、曹景宗、高敖曹、周德威、扩廓贴木儿等，战将也。

田余庆：①处在历史演变关头的刘牢之，并不理解历史将向何处发展。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当权者驱驰，目光是非常短浅的。他既不能综观时局，也就无法自如地运用手中有可能决定时局的北府兵。……刘牢之先后屈服于司马氏皇权的名分和士族桓玄的社会影响，惶惶然不知所措。……历史的演变总是迂回曲折的，人们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不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古人更是如此。刘牢之彻底失败了，他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思想理念，败于政治。……从刘裕的成功逆而观之，刘牢之的活动作为负面经验，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价值。 ②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问题，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伦荒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

黄敬章的原型是吴玉章

《将·军》中黄敬章的原型是吴玉章。吴玉章（1878-1966），男，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878年 12月 30日生。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中 五四时期的吴玉章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1950年至196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踏上革命道路。此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回国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1925年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征，后奉组织之命去苏联学习与工作。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欧洲从事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在国统区进行斗争。1939年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年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与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一起被尊为"延安五老"。 抗战胜利后，吴玉章随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种建设干部的需要，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日报》称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正规大学"。 鉴于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同志领导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工作，直至1966年12月12日去世。 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大学确立了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方针，奠定了优良的传统和独特的校风；使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 吴玉章还曾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工会主席等职，兢兢业业，贡献卓越。 [1] 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昌盛和党的事业殚精竭虑，奋斗一生，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为他补行了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致祝词，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清朝乾隆朝大臣王杰有多牛 大臣王杰历史上介绍

王杰（1725—1805年），字伟人，号惺园、畏堂，清代陕西韩城县庙后村人。其父在江浙当过多年幕僚。乾隆十八年（1753年）王杰以拔贡生选授蓝田县教谕。因父丧，未到职，给尹继善、陈宏谋等当幕僚养母。二十五年中举，次年殿试原拟第三名，高宗特拔第一，授职翰林院修撰。他办事认真谨慎，职务不断提升，三十六年已官拜礼部侍郎，进入高官行列，五十年拜东阁大学士，成了宰辅，深得高宗信任。

据说，当年王杰夺魁之后，一些山东籍的举子不服气，就要求与王杰比试比试。既然是文人，就比对对联吧。山东举子出联向其发难，上联是：“孔子圣，孟子圣，自古文章出齐鲁”。他们本想以此自夸一下，没想到王杰略想即答：“文王昭，武王穆，而今道统在西秦。”此联一出，大家无不佩服。

高宗晚年，颇宠信和珅，让和珅与王杰分别担任满汉首辅大臣。清朝是满人的天下，自然和珅权力更大。和珅利用高宗的信任，把持朝政，贪赃枉法，是清代，也是整个封建时代最大的贪污犯，由于权势熏天，一般同僚都是尽量迁就他，敢怒不敢言。王杰则是少数敢于硬碰硬的人物之一。他与和珅在乾隆朝同朝为官20多年，他从没屈服于和珅的权势，而是敢于在朝廷上跟他据理力争，因此和珅对王杰是又怵又怕。和珅总想设计陷害王杰。但是乾隆皇帝对王杰一直都非常信任，和珅也奈何不得。

有一次，和珅正在军机处欣赏人家孝敬他的一幅水墨画。王杰来了，也凑上去看了看，然后语带双关地说：“现在贪墨之风竟一至如此！”“贪墨”既可理解为喜欢笔墨作品，又是贪污的代名词，和珅当然听得出来，气得发抖，却无可奈何。

每次入朝议政之后，王杰总是独坐不言，而和珅有时也想方设法讨好王杰。有一次，和珅拉着王杰的手说：“究竟是状元宰相，手这么柔软！”王杰非常反感，立即抽回手说：“这双手虽好只会办点正经事，又不会弄钱，有什么好处呢？”和珅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没趣地走了。傍边听到的人反倒捏了一把汗。

王杰既然出处跟和珅作对，为什么不把他搞掉呢？因为和珅善于敛财，高宗的一切额外开支都是他千方百计从国库收入之外弄钱支付的。这当然也是民脂民膏，高宗想大手大脚花钱，总离不开和珅，所以动摇不了他。反过来，和珅也恨王杰，总想把他从军机处挤出去，但高宗有特别赏识王杰的才学与为人，所以也没有得逞。

高宗皇帝驾崩后，嘉庆帝即位。嘉庆早就对和珅不满，于是将其夺官入狱。当时和珅的党羽遍及朝野，无人敢出来审判他。此时王杰已经80岁了，挺身而出，慷慨请命，列出和珅二十项罪行，查没其全部家产，折银上亿两充归国库，这可相当于朝廷数年的税收总额。这下嘉庆皇帝可乐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嘉庆五年（1800年），王杰请求告老还乡，嘉庆皇帝一再挽留，并赐乾隆皇帝的手杖给他，还特许他扶杖入朝。两年后，王杰再次提出辞职还乡，嘉庆皇帝见再也挽留不住他，即赠他诗二首，其中一句：“直道一身立廓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嘉庆十年（1805年），王杰卒于京邸。王杰去世后，他的府第被后人改为韩城会馆。

阮惠的历史评价

阮惠在阮朝时期一直被当作叛逆，其统治的西山朝被称为“伪朝”，不被朝廷正史所承认。直到陈仲金撰写《越南史略》时，才开始出现对阮惠较为客观的评价。

越南阮朝历史学家陈仲金在处理他在越南政治史里的正伪问题时，认为西山朝的阮惠虽然是阮朝的死敌，但是他有能力结束郑阮纷争的乱局，抵抗过中国清朝的进犯，并又获得了清朝皇帝依例册封为安南国王，因而是堪与丁先皇、黎太祖相媲美的人物，亦令西山朝也像丁、黎各朝一样是正统王朝。在提到他的品行时，陈仲金又盛赞其文武兼备：“西山阮朝光中皇帝是一位英勇的君主，以武力建立帝业。但他颇有肚量，善于治国，深知重视文学贤才。”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1970年代越共的学术机关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亦一面倒地盛赞阮惠是越南的民族英雄：“光中是一个聪明而坚毅的人，他无限忠诚于人民和民族，在敌人和艰难危险面前他从不退缩。他不但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屡建奇功的天才的军事家，而且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领域中也显示了他的卓越的才能。”

中国学者戴可来认为，阮惠率领西山军反抗清朝对越南农民起义的干涉“无疑是正义的”。但是阮惠成为皇帝之后，“不仅开始侵略扩张，而且还压迫人民”，俨然已经“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戴可来认为陈仲金对阮惠的评价较为客观，并且批评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称其一味颂扬其抗清事迹，刻意回避其侵略扩张和压迫人民的事实，不是严肃的治史态度。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阮惠在短短五年的在位时间里，作出了不少善政，“实行了有利于巩固政权、提高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 但同时亦指出，阮惠需要对西山朝的覆亡负上一定的责任，由于阮氏三兄弟始终未能兑现“分配财产归农民所有和打富济贫的口号”，加上兄弟相残，阮惠竟不顾及兄弟之情而南下攻打阮岳，因而导致西山朝自身元气大伤。

马士英的历史评价

《明史》谓马士英“为人贪鄙无远略，复引用大铖，日事报复，招权罔利，以迄于亡”。顾诚的《南明史》评价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似乎过重。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事见刘銮《五石瓠》……老友安顺姚大荣先生谓《明史》以士英入《奸臣传》不当，撰《马阁老洗冤录》以驳之，其说允否，自有公论。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有大别。南京即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可为士英诵矣”。

历史上，马士英的一大污点是出任南明弘光皇朝的宰辅后，重用其同年友阮大铖，为时论所不容。有学者认为，作为魏阉余孽的阮大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讽刺他的复社成员大张鞑伐，或拘捕下狱，或肆意杀害，阮氏迫害清流的罪责，后世大都推到马士英头上。但根据当时的一些历史资料记载，认为马士英对阮大铖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没有放任阮氏恣意妄为，对江南文士，并非抱敌视态度，对其中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有意加以启用；对复社人士更没有赶尽杀绝。

《明史》在《奸臣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且为世间言南明者必称马阮误国提供了依据。马士英同阮大铖，两人在特定处境之下，结成了诗酒雅集但并非政治同盟的关系。后来，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之说被渲染传播，而马又不肯在施政时迁就复社东林党人，造成“被对立”的局面，马阮这种关系就被方方面面有意夸大。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张祥光先生则认为，马士英在弘光政权中，排挤史可法自掌兵权，最后使弘光朝廷灭亡，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肯定的事，结果“身败名裂”，但“奸臣”这个罪名判得太重了，理由是：马士英始终在抗清，他并没有向清朝“投降”，又没有向清朝出卖“情报”，没有向清朝提供对南明弘光不利的事情。马士英与史可法等人的矛盾，是南明政权的内部斗争，与“奸臣”罪名不应混为一谈。

清廷诏修《明史》时，原先的东林复社党人将马士英列入奸臣传。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以礼敦请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入史局，黄以老病辞，却派出了其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其子黄百家入局，而万斯同则是《明史》的实际总纂。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从内容到体例，影响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弘光一朝人事，更要特别的关心，因为对马阮的定位、评价，直接关系到亡国的责任、东林复社的历史地位两个大问题。最便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将马阮列入奸臣传，亡国的责任自然就由他们承担，东林复社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就永远是“正人君子”“清流”。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影响极大，三百多年来，没有人敢为马士英说一句公道话，更不要说翻案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安顺姚大荣先生才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铅印出版，公开为马士英翻案。姚大荣是第一个为马士英鸣冤的人，其胆量虽可佩，但姚大荣出于乡谊，把马士英说成完人，遂又走极端。

故而，现代史家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说的：“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当为公允之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