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历史真相六:"高饶事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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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为什么 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

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1）从新中国建国到毛泽东逝世，一共发生过四次“路线斗争”，第一次路线斗争是高岗、饶漱石，主要是高岗；第二次是彭德怀，第三次是刘少奇，第四次是林彪。

文革后，这四次路线斗争中的彭德怀和刘少奇得到平反，而高岗与林彪维持原判。1955年3月，中共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给“高、饶事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阴谋集团”，并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文革后，“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但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罪名仍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另外，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前兆的突发事件，再加上高岗的自杀，更使高岗事件显得扑簌迷离。

还有，因为高岗事件维持原判，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高岗的史料很少，特别是一级史料极少，这就使研究高岗事件更加困难。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正好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关于高岗事件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这些作品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编撰了不少并非史实的情节，使人对高岗事件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级史料，有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香港出版的原高岗秘书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高岗在北京》，其中作者回忆了高岗的一些谈话，也可以视为“准一级”史料。

此外，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提到“高饶事件”，可以视为官方对高饶事件的正式解释。高岗事件的核心，是高岗反对刘少奇，试图扳倒刘少奇。

关于这点，高岗本人也承认。不过对于高岗试图将刘少奇“取而代之”的说法，高岗本人并不承认。

据《高岗在北京》记述，高岗本人是这样说的：【高岗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1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

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二、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不是因为东北鉄道

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从新中国建国到毛泽东逝世，一共发生过四次“路线斗争”，第一次路线斗争是高岗、饶漱石，主要是高岗；第二次是彭德怀，第三次是刘少奇，第四次是林彪。

文革后，这四次路线斗争中的彭德怀和刘少奇得到平反，而高岗与林彪维持原判。1955年3月，中共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给“高、饶事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阴谋集团”，并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文革后，“高饶事件”摘去了“路线斗争”的标签，但仍然称高、饶是“野心家”，罪名仍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另外，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前兆的突发事件，再加上高岗的自杀，更使高岗事件显得扑簌迷离。

还有，因为高岗事件维持原判，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高岗的史料很少，特别是一级史料极少，这就使研究高岗事件更加困难。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正好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关于高岗事件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这些作品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编撰了不少并非史实的情节，使人对高岗事件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高岗事件的一级史料，有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香港出版的原高岗秘书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合著的《高岗在北京》，其中作者回忆了高岗的一些谈话，也可以视为“准一级”史料。

此外，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提到“高饶事件”，可以视为官方对高饶事件的正式解释。高岗事件的核心，是高岗反对刘少奇，试图扳倒刘少奇。

关于这点，高岗本人也承认。不过对于高岗试图将刘少奇“取而代之”的说法，高岗本人并不承认。

据《高岗在北京》记述，高岗本人是这样说的：【高岗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1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

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

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等，这些都与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

“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逐步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

“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质量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

“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

“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是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由此可见，高岗事件与刘少奇是密不可分的。高岗事件的一半，其实是刘少奇事件。

也因为高岗是反刘少奇的，所以平反了刘少奇，就不能平反高岗。也因为如此，要搞清楚高岗事件，就不能把目光只放在高岗身上，同时也要研究刘少奇的问题，特别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分歧。

还有一些人说：高岗在反对刘少奇的同时，还反对周恩来。对此高岗本人也不承认。

《高岗在北京》中提到高岗本人对此事的说法：【高岗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高岗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

三、高岗的人物事件

高饶事件高饶事件的实质是他们（高岗饶漱石等人）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

主要的目标是刘少奇。” 1955年官方对此事件做结论时，称之为“阴谋活动”和为加强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无原则”活动。

“五马进京”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任主席，1953年赴京。在高岗前后调京的还有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随之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而“一马”即指高岗，可想其受倚重之势。

作为中共根据地出身的干部，高岗对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不满。高与毛的私下谈话高岗夺权的关键因素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估计，“毛泽东在1953年初期与高岗的几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这种（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发展农业合作社方面）不满。

不管毛主席的意图是什么，高岗把这看成是一种信任他的信号和反对刘和周的机会” 1953年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等人意图拉拢一些人对抗刘少奇、周恩来。1953年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

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则谦虚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

但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

他不同凡响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

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

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 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1954年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

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

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

195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4年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1954年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

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1954年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1955年3月因高饶反党集团事件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