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课程纲要3000字大学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我国高校大学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课程历史教育功能的实现。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00字论文篇一

《浅析“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 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

一、五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

(一)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妇女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许多小生产者成为自由劳动力，妇女也走出个体家庭的小圈子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像无产男子一样卖力地独立生活。由此，妇女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地位得以提高。作为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的女劳动力，深受三重大山的压迫，又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机器生产密切联系，是构成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

(二) 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 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一) 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 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争取社会主义前途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 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三、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四、 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00字论文篇二

《论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75-527.

[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M]//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626.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3000字论文篇三

《浅谈西安事变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

摘要：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成就了一位民族英雄张学良。从西安事变到新中国成立，从人民当家做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西安事变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未来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西安事变;原因过程;当时影响;现代影响

一、西安事变的原因和过程

(一)西安事变的原因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动因，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改变了各党各派的政治态度，马占山的抗战和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证明了这点。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个月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面对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号召各阶级，各党派和其他各界人士团结抗战，并宣布“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迅速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可见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的。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又一动因，当时，蒋介石通电全国，他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攮外。”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致使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给日军侵华提供了有利之机。

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最早提出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为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基础，最初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了东北，遭到举国上下的责骂，威信一落千丈。蒋介石为缓解国内舆论压力，准其出国考察，此时国内的形势是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继续“剿共”，民族危机岌岌可危，张学良心急如火，1936年11月27日，他给蒋呈递过一份《请缨抗战书》，书中讲到：缓东局势，日趋严重，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感愤之念，与日俱深。今缓东战事即起，正良执矣前驱。这封请战书真切的表达了张学良强烈的抗战愿望和无可奈何的心情。

(二)西安事变的过程

1935年在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密切联系起来，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为实现“剿共”计划，由洛阳来到西安。然后要挟张学良和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就将二人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二人意识到除了逼蒋抗日，已无路可走。正如周恩来事后分析的那样：“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缓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局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入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蒋介石闻枪声，爬上后山墙，后在今天临潼骊山的兵谏亭被捕获.

12月13日上午，张扬等人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团体发表了一份通电，陈述了捉蒋的原因和目的，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和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政治主张，通电发出后，张扬还采取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等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统治权力。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宋庆龄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维护蒋介石的统治权力和英美在华利益。1936年12月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12月17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12月24日会谈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实现从国内战争到全面抗战的重大转变。

二、西安事变对当时中国的影响

(一)对共产党的影响

西安事变给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时刻提供了巨大的转机，大陆史学家杨奎松在他的《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中说道，正是因为这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最终停止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打算，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怀有一种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毛泽东所谓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了，就包含着这层意思。西安事变使共产党有了全面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机会，有了领导人民取得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话语权，加快了民族解放，独立和全国统一结束军阀割据的进程。

(二)对国民党及其主要人物的影响

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放，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被杀结束。从事变的策划到发生再到和平解决，都是围绕着一个人——蒋介石来进行的，作为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次事变迫使他放弃了攮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然蒋始终认为这是他个人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整个国民党集团都是西安事变的受益者，曾有著名历史学家提出：“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西安事变也改写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命运，抛开当时这些历史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全国的大统一，换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唤起了中国民众独立自主的意识形态，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西安事变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至今仍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今天，我们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征程上。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

西安事变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大力弘扬西安事变告诉我们的伟大民族精神，也是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的一个深刻道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完全利益之所在，也是全部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只要我们以民族利益和民族大义为重，就一定能团结起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西安事变的发生到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明显，近些年中国人在面对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钓鱼岛等问题时，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数亿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面对现代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要高举爱国旗帜，振奋民族精神，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张有坤.张学良年谱(上)[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

[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3]丛一平.西安事变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4]毕万闻.张学良文集[M].新华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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